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身姿越来越强大、挺立，他们又如候鸟般大批回归。故乡、他乡，原是一样的栖居。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从此拉开了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中国留学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30年来，中国有120多万学子负笈海外，足迹遍及100多个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7个外国留学生中就有1个中国学生。遍布世界的中国留学生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和交流的纽带。

　　记者采访了不同时代、不同专业领域的三名留学生，希望透过他们的留学经历，勾勒出改革开放30年留学发展变迁的脉络。

　　讲述人：梁明广上世纪50年代末出生，80年代留学生。自1994年至今从事留学服务，现为河南省首批留学中介公司之一——河南波瑞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借钱买机票

　　1985年，我国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自费出国留学随之在全国迅速升温。1986年，中山大学毕业的梁明广赴美国休斯敦大学学习。

　　1979年，美国最早和中国签署派遣留学生的协议，赴美留学成了众多学子的梦想。广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更是留学潮涌动。

　　梁明广的大哥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华南理工大学77级学生，1981年毕业，1982年就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奔赴德国，回国后从事军工方面的科学研究，1995年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当时他们一个班32个人，走了29个。”名校的毕业生个个都想要出去。

　　那个年代，名校毕业生这样的“连窝端”并不罕见，“当时美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人才”。

　　“文革”时最怕的港澳关系那时候成了香饽饽，“八辈子打不着的关系都挖了出来”。找到了海外经济担保，就是凑机票钱了。机票钱要七八千，当时大家都没钱，广东的万元户也就是一万块钱，买张机票就没了。大学本科毕业的梁明广一个月拿61块8的工资。“广东的工资在全国还算高的，都是东拼西凑借钱买的机票。”

　　办签证前，有老留学生告诫梁明广，千万不要表现出移民倾向，要说自己在国内一切都很好。梁明广依言行事：“我在国内工作很不错，生活也很好。”签证官就笑：“你一个月挣多少钱？”“61块8。”“换算成美元有多少？”换算成美元是没几块钱，梁明广嘴上仍然不服输：“我房子是国家给的，什么都不缺，这只是零花钱。”
 
　　一下飞机，就没有回头路。抱定这样的信念，就往前，没退路。“从早到晚读书，很努力、很珍惜，一天只有五六个小时的睡眠。苦，但不后悔，能出去就感觉自己是幸运的。”毕竟是自己的选择，在国内都不错，名校毕业，大部分都有了好的工作，就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两手空空地去了异国，要努力读书，还要为生存打拼，每个人都是奋斗的状态。“99%的中国留学生都要打工，清华、北大的也要打工，餐馆养活了多少中国留学生啊！”中国影后陈冲当时在学校旁边一家餐馆做“带位”，就是引客人入座的迎宾员，那家餐馆老板天天跟客人炫耀：我们的“带位”是中国影后。高干子弟也一样，陈云的侄子是梁明广同校的同学，“天天送外卖”。一放假，学生都出去找工作，初次找工作的梁明广没经验，牢记老留学生的告诫：老板问你会做什么，千万不要说不会，那你就绝对没有任何机会。“到了一家餐馆，见的是一个女经理，人家问我都会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会！炒菜也会，打杂也会，带位也会。我不晓得带位是只有女孩子才给做的啊！女经理听了我充满自信的自我介绍，也没揭穿，笑眯眯地说，哦你什么都会，不错，回去等电话吧。结果可想而知，回去等了一天也没等到人家的电话。哈哈！”说起当年毛头小伙的趣事，梁明广开怀大笑，“就是一股冲劲，都很纯朴。”

　　那时候中国穷，中国留学生被人瞧不起，“但我们有自信，出来的个个不错。我们相信，我们国家目前只是过渡期，将来一定不会比欧美国家差，香港70年代、台湾80年代腾飞，都是留学生先大批地出去，然后经济才飞速发展起来。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就是国家的希望，有那种使命感，就想着学成回来报效祖国。”

　　休斯敦大学毕业后，梁明广进入亚视北美任新闻编辑，后来渐渐做一些中美交流工作，继而开办了自己的留学中介公司。1999年，全国首批认证的留学机构中，河南有8家，梁明广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他想让更多的学子沿着自己当年走过的路，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记者手记

　　谈起当年事，梁明广言笑朗朗，那是一段拼搏、飞扬、生动、青春闪亮的日子。“20岁到50岁，飞一样的。”说这话时，梁明广眉宇间有怅惘瞬间闪过，迅疾风平浪静。毕竟，奋斗过、经历过，页页翻过，每一页都充满精彩。

　　上世纪80年代走出的一批学子，是典型的精英，因为“人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人才”。专业不成问题，唯有语言是道关，毕竟国门初开、封闭既久，跟外界缺乏交流，“整体的语言都相对较弱”，只要语言过关，学历不成问题。这一代留学生整体素质很高很齐，而且身负强烈的使命感。


　　
　　讲述人：王立东上世纪50年代末出生，80年代末90年代初留学生。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食管癌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郑州大学医学院博士生导师。

　　1987年，王立东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留学，从事食管癌细胞增生动力学研究。一年后回国，1991~1994年，再度赴美，在新泽西Rutgers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留学机会的首次取得来自一位来华作学术交流的美国教授。在那次同行学术交流中，王立东在食管癌方面的研究引起了这位美国教授的兴趣，遂邀请他赴美留学，进行合作研究。对方提供科研经费、实验室，研究成果双方共享。

　　当时国内的科研经费匮乏，技术、设备都比较落后，赴美进行合作研究，自然是一个好机会。经过漫长的护照申请、签证办理，一年后，才得以成行。“当时这样的情况还很少，手续也非常麻烦。”

　　“这其实是双赢的一种合作。我们得到经费，利用对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对方得到我们的研究成果。”

　　访问学者的生活也很艰苦，对方提供的主要是研究经费，生活上的经费维持基本生存都困难，必须另想办法，通常是做一些助理研究的工作挣点补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与国际同行的这种合作研究方式还是比较少的，而且在合作中，中方人员往往处于附属、弱势地位。随着国力的提高、国家的开放，国内的科研水平大大提高，合作研究中的双方关系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由主次变为对等，进而我们渐渐有了自己突出的特色研究项目，有了更强的主动性。这也带来了更多的国际交流机会，引来了更多国际同行的关注，形成了良好的循环。如今在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领域，我们已经完全实现了与国际接轨。

　　跟20年前相比，国际交流有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王立东有深切的体会。第一次出国办护照、签证，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而现在，“快的话一个星期就办好了”。每年要参加许多国际会议、学术交流的王立东，去美国已经将近30次，出国已经是平常事，跟2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回国后，王立东将国外的工作移植回来，创办了河南省食管癌重点开放实验室，现任郑州大学肿瘤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继续自己的科研工作，还要带领一个团队，培养研究生，将自己的所学向后辈传递。对他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国务院授予他“有突出贡献专家”，河南省政府授予他“河南省留学归国人员成就奖”等一系列荣誉。并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在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利用自己在政界的影响力，帮助做科研工作的青年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

　　回顾那段留学访问的经历，王立东表示，留学的经历对自己的提高是个质的变化，让自己有了国际化视野，认识了相关领域、专家，对于开拓研究思路、个人成长、培养自己独立工作的能力等都是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影响还不止在学术研究领域，对于个人也是一种全方位的提高，回来之后，“你可以影响到好多人，就像种草一样，移植了一棵草，会长成一片草坪”。

　　王立东是那种朴素的学者，电话里听来和蔼客气、温和谦逊。面对面地采访时，才感觉到他言谈间的清爽干脆和思路的敏捷清晰，这来自智慧和知识的积累。采访时，王立东刚从实验室出来，采访中仍在不时处理事务，记者不忍占用他过多的时间，半个小时就结束了采访。这自然也得益于他的高效--准确地理解采访问题并完整到位地表达。

　　王立东是研究型留学，这种形式通常发生在层次较高的群体中，硕士、博士、访问学者，留学有明确的研究方向，更偏重于工作。在中国与国际交流日益广泛深入的今天，这是中国科学技术研究领域与国际接轨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必经之路。


　　讲述人：曹杜娟上世纪70年代出生，本世纪初留学生。现任德国HUGOBOSS公司员工，负责中国市场业务。

　　毕业于郑州纺织工学院的曹杜娟在郑州一家公司工作七八年后，于2001年赴德留学，进入罗伊特林根大学纺织工程专业继续自己的专业学习。

　　德国在海外留学目的地中属于小语种国家。在相同门槛的条件下，中国留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赴英语国家留学，毫无疑问，有中学、大学学习英语的基础，语言关相对好过得多。杜娟选择德国，主要是被当时德国大学不收学费这一点吸引。在欧洲许多国家，高福利制度延伸到大学，本国大学生不需交学费即可就读，德国每所大学都有5%的留学生免费就读名额，与本国学生享受一样待遇。

　　德国的施罗德总理一向与中国交好，1999年访华时曾表示，中国是欧盟最大贸易伙伴，鼓励中国学生赴德留学。施罗德认为，吸引大批人才留学，若干年后，他们今后就会在中德贸易中发挥作用，对于促进双方交流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后，德国留学门槛大幅降低，高额的保证金降到普通人完全可以承担的水平，中国赴德留学生随之明显增加，曹杜娟就是其中之一。

　　在国内已经拿到德语中级证书的曹杜娟，正式进入罗伊特林根大学之前上了一个学期的语言班，通过德福考试(针对外国留学者的德语语言考试--编者注)，便进入大学。由于在国内上过大学，校方免去了她一部分专业课程，但课业仍然很重。与国内灌输式的学习方式不同，德国大学的教学方式以学生自学为主，课余要利用大量时间完成大量的课外阅读、作业、论文，“感觉真正能学到东西”。

　　每月400到500欧元的生活花费，全靠课余打工挣得，假期、周末都要打工。周末在餐馆跑堂打短工，假期则选择了HUGOBOSS旗下的工厂，一方面是打工，一方面也是专业的学习实践，为今后的就业打基础，她的毕业论文也是在那家工厂做的。在德国，不仅是留学生，本国大学生打工也非常普遍。

　　2006年，从学校顺利毕业后，由于打工实习期间的出色表现，曹杜娟被HUGOBOSS录用，成为一名正式员工。工作已近3年的曹杜娟，目前在公司负责中国市场的业务，在德国、中国之间来回奔波。目前公司这块业务，中国采购量占到国际市场总量的1／10。曹杜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实现了施罗德总理当年的期待--成为中德贸易中的桥梁。对于记者这样的评语，她很是谦虚，“我只是公司一名合格的员工”。

　　进入21世纪，走出国门已经不再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精英梦，越来越趋于平民化，成为继续教育的一个大众选择。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自费留学的不断成熟和规范，留学大军直线上升。中国留学生选择留学的国度从美国、英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扩展到100多个国家，专业也从最初的科技领域拓展转移到更广泛的经济学、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诸多专业，更加细化、多元化，越来越具个人色彩。中国留学生完成学业后融入当地的就业群体，进入当地公司，成为公司普通一员，一切都顺理成章、归于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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