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被称为“中国通”的赛奇教授（中）热情地接待了广州日报记者。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出国留学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潮流。青年人渴望走出去、渴望开眼看世界。

　　当年的热血青年，今日已经成长为有担当的有为之士，百万“海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中一道靓丽风景。仅2006年，中国回国留学人员就达4.2万人，年增长率为21.3%。可以预测，未来10年，中国将迎来留学人员回国高峰。

　　坦诚对话“尖锐问题”

　　中国留学生就是桥梁

　　托尼·赛奇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76年，年仅23岁的他从英国前往中国学习，并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此后几乎每年都到中国学习考察。

　　上世纪90年代，托尼·赛奇曾任福特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作为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和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赛奇是哈佛大学中国高级官员培训班的主要负责人，至今帮助培训了6期中国高级官员。他同时还是清华大学的长江学者。

　　在哈佛大学这座拥有370多年历史的校园里，曾走出7位美国总统和43位诺贝尔奖得主。2008年6月的一个午后，当广州日报记者走进这座古老的校园时，眼前不时会闪现出一个又一个或活泼、或沉思的中国留学生身影：一股浓郁的中国气息，正在这座世界上最著名的知识圣殿上空随风飘荡……

　　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被称为“中国通”的赛奇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70年代我在中国谈论西欧

　　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在骗人

　　谈起30年前邓小平提出的留学生政策，与中国结下30多年缘分的赛奇教授脸上露出感慨的神情：“邓小平说过两句话，我觉得都是对的。他说，你打开窗户，会有虫子飞进来，但还是会有好处的；他还说，可能会有人不回来，但只要有人回来，就是好的。我觉得他是对的，留学生政策的好处比缺点要多得多。即使现在有些人留在国外，但也还是和国内保持着联系。”

　　记者：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不久便开始向国外大批派遣留学生，您觉得，这一做法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赛奇：我觉得，在最开始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让中国人看到了自己的国家的不足。上世纪70年代我去中国读书时，我身边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国外是什么样子。我跟他们说起欧洲的情况，他们都觉得我在骗他们。他们说工人都是受资本家压迫的，怎么可能会有自己的小车。

　　对外开放的政策让中国人清楚地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是行不通的，中国人需要走自己的路，但也必须了解国际上的情况。这些学生出来后一边用功学习，一边也可以告诉国内的人国外是个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一些事情在过去中国人觉得是不可能的，现在看到其他国家做得到，这些留学生就会想，为什么我的国家不能做？

　　所以我觉得，留学政策对人的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可能要比具体的技术方面的影响更加重要。当然，这30年来，中国留学生也把许多最前沿的技术带回了中国。

　　从过去读博士到现在念高中

　　中国赴美的学生越来越年轻

　　记者：当不同的思想和观念交汇时，肯定也会产生一些新的冲突吧？

　　赛奇：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这个过程，日韩、欧洲都是这样。在这个过程中，留学生能够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当遇到尖锐的矛盾时，留学生既可以在这里代表中国的观点，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汉族人为什么这样看问题，也可以让国内的人了解，外国人为什么这样看问题，这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

　　最近两三年，肯尼迪政治学院的中国学生开始组织哈佛大学学生到中国旅游，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每次由三四个大陆学生带28－30个肯尼迪政治学院的学生到中国去转转，今年他们去了北京，听[FS:PAGE]了清华老师上课，又去了西安、上海，走之前还安排了讲座，给外国学生介绍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情况。这个活动的影响很大，很多外国学生都很有兴趣去中国看看。

　　记者：您接触过很多中国留学生，您觉得这30年来这个群体发生了哪些主要的变化？

　　赛奇：首先是出国途径的多元化，从公派到通过各种途径出来的都有，很多人能自己得到奖学金。第二，学习的理由也多样化，第一批留学生是来学习英文的，回国后需要在外交系统工作，之后是科技方面的，到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比较重要，中国开始派一些年轻的学者来学经济学、市场经济等，到现在，要学什么都可以申请。

　　第三个大的改变，我想是来留学、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年轻，开始的时候大陆学生来读博士，后来来读硕士，再后来来读本科，甚至还有来读高中的。

　　记者：您觉得不同时期的留学生在心态上是否有较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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