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几天前，加拿大总理哈珀为“人头税”历史事件向全加华人公开道歉。这份迟到的歉意，意义深远。那么，世界究竟如何看待海外华人呢？此次“清华·环球对话”，我们请世界着名侨领、菲律宾BESTANK集团总裁戴亚明先生与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外交通史》等多部着作的作者何茂春教授就此阐述他们独到的见解。

    何茂春：近百年来，尽管一些国家已逐步纠正了某些“排华”、“限制华人”的错误政策，华人在当地的境遇得到相应的改善，但此次加拿大总理就历史问题对华人致歉依然是外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影响深远。此事至少可以说明三点：一是华人社区力量在加拿大已有很大规模；二是当地华人在海外的贡献得到标志性的认可；三是最重要的，即祖国的崛起直接提升了华人的地位。这是值得称赞的事件。

    当前，世界各国对移民的政策并不容乐观。近年来，美国全面收缩移民政策，欧洲的移民与当地人的矛盾也非常突出。然而，与此同时，各国对华人的看法却整体上呈现某种宽容的趋势，比如，尊重华人圈的文化、吸纳华人的节日和风俗习惯、逢年过节对华人表示问候等。这的确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戴亚明：这让我联想到前段时间所罗门的华侨撤离事件。从封建时代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人在海外没有政府后盾，只能靠艰辛劳动在海外勉强谋生。现在情况不同了。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一个现实：虽然各国华人情况有所不一样，在居住国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也随着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华人始终演的是配角，并不是主角。更重要的是，近百年来，华人在当地地位的提高，都是通过加入所在国的国籍，成为所在国的国民，在经济上归属所在国而实现的。

    以菲律宾的华人为例，在西班牙统治时期，殖民当局限制华人行动，华人都集中在马尼拉。他们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参与大帆船贸易的进口商，这些人从中国进口商品，然后由西班牙人转运到美洲去。另一部分是各种行业的工匠和小商贩。19世纪开始，华人才被允许到外省各地去，经济角色一方面作为西方商行的代理商和经销商，另一方面又是全菲各地经济作物的收购商。直到上世纪中叶，菲律宾独立，华商才转向制造业。

    近几十年里，又逐步向工、农、金融、服务业及政界发展。在世界华人最集中、人数最多的东南亚地区，华人的地位变化大多呈现这种趋势。但是，在如何发挥东南亚华人的作用上，华人几乎都有一个共识：立足于所在国，立足于东南亚这个地区，认同和加强这种地区意识。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海外华人对中国政府来说，没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我听说，有些舆论认为，华人在政治上对中国会有严重的偏袒态度，这种揣测并不正确。

    何茂春：长期以来，海外华人基本上没有政治力量可言。中国人有其团结的一面，在任何国家，华人毕竟是一个族群。在没有外来危机的情况下，他们之间会有一种竞争关系。但是在有外来危机的情况下，他们会自发地组织起来，也会自觉地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

    何茂春：凡是人可以生存的地方，就有华人。中国很早就向外移民了。但大规模地向外移民还是从唐朝开始的。当时，东西方交流比较顺畅，除了避免战乱和贸易以外，还有弘法、传道等目的。明末清初，又是一个华人移民的高潮，主要原因是东南沿海的人口激增，土地很有限，朝廷的禁海政策严重损害了沿海百姓的利益。很多人背井离乡到海外去谋生，包括偷渡者、海外贸易的自卫武装、被中国统治者认为的海匪以及后来政权的前朝遗民。

    所以，华侨史首先是拓荒史。他们把华夏文化带到相对落后的地方去。第二是逃难史。当时但凡在国内能生活得很好，都不会移民。第三个是苦力史。这主要从晚清开始，与西方的贩奴运动具有差不多的背景。以澳门为中转站的贩运“猪仔”活动中，相当一大部分人被贩运到东南亚以及美洲地区。第四是血泪史。华侨被屠杀、被宰割，长期以来得不到封建王朝的支持保护，生活非常悲惨。当然，华侨史还是一部革命的历史。从清代末年开始，海外华人先是支持辛亥革命，再是支持抗战，后是回国投资，对祖国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戴亚明：是的，正是这样，很多人都在评价海外华人的经济力量，有许多学者把不同时期的华人在当地占有的经济比重进行统计。这样的经济数据，对了解华人的经济情况和地位，当然有参考价值。但却也无意中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华人的经济是自成一体的整体。可是，事实上却完全不是这样。

    有人估计全体海外华人大约有2万亿美元的资金，差不多中国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并总结出类似于“利用好这笔资金如何如何”的结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和误导。权且不说此数据是否准确和可靠，最重要的是，华人的经济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分散的，不是也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更不是独立于所在国的经济体系的整体。华人经济各自所有、各自经营、各干各的，谁也管不了、调动不了谁。

    何茂春：还有一个现象被人们忽视，传统海外华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与祖国经济是互补关系，不少海外华人垄断中外贸易，扮演中间人的角色。现在，大多中国国内企业都已获得了外贸权，建立了海外营销的网络，过去华人所扮演的中间角色存在的必要性在减弱，转而与国内企业呈现越来越多的竞争关系。尽管这是国际竞争的正常现象，但至少可以说明，单纯强调海外华人经济实力的贡献是不全面的。

    戴亚明：的确，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出口额增长迅速，给华人生产同类产品的工厂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华人的生存能力很强，而且，从整体上看，华人善于形成自己的商业网络。这使得华人之间的竞争并没有大到让人难以接受的地步。比如，华人工厂倒闭了，但他们还是可以到中国国内投资，然后将产品出口到居住国，这样，影响就不会很大了。

    何茂春：世界各国对华人的看法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北美地区、澳大利亚、东南亚地区。这些国家的华人政策基本已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华人有一定政治力量，甚至已挤入上层社会。二是欧洲、非洲等地区，尤其是东欧各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移民政策，华人的社区力量弱，基本上还从事着研究、学习或小本生意等职业。在非洲，华人则已成为新一代的拓荒者。

    戴亚明：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华人与祖国的认同感是不一样的。从上世纪中叶开始计算，第一代移民到侨居国后，对中国还有某种情结，存在“落叶归根”的想法，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祖国。他们关心中国政局的变化和发展。但很快，“落叶归根”变成了“落叶生根”，我们这一代很快都在侨居国有了下一代，他们在当地出生，受当地教育，中国对他们来说已没有印象，很多华人对祖国的认同感也渐渐在消逝。

    何茂春：当然，但就移民的原因而言，已大不同于以前了。改革开放以前的数千年里，中国海外移民都是被动的，或避难，或逃荒，或为生计所迫。但现在则是一种自主性、理性的移民，或为创业，或为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生活等等，甚至有人只是为了方便出入境，才申请移民国外，获取他国护照。

    国外有人说，中国移民正在造成某种威胁，比如就业。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许多国家对他国移民的共同忧虑，并不仅仅指中国，国人不必过于敏感。而且也要清楚，许多国家对中国的移民存在矛盾心态，一方面是担忧，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中国移民能够带去技术和资金。另外，外国舆论也需要将中国移民与中国政府分开。因为中国政府向来不鼓励移民，相反，对归国人士却偏爱有加，往往将“回国”与“爱国”等同。

    那些到落后国家拓荒的华人也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国籍。而且，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人移民海外的欲望在减弱。与此同时，外国长期侨居中国的人有数百万。中国人对他们也越来越包容。这些都是全球化背景下人口正常迁徙的表现，也说明中外之间的相互包容性在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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