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明回国已经2个多月了，租住在金州老城的平房里，房间只有一张矮床和两把塑料凳子，没有其他家具。“没办法，赶紧干活把之前的钱挣回来，不然损失太大。 ”刘亚明笑了笑，出国赚钱的梦碎了，他不但损失了2万多块钱，10多年的朋友也闹翻了。

工作半年只带回600美元

“现在找不到这个人了，据说跑到深圳了。 ”刘亚明吸了一口烟，他不愿相信多年的朋友竟会为了几万元中介费把他们“出卖”了。

刘亚明家住普兰店市杨树房镇，2008年6月，一位多年的朋友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俄罗斯一家服装厂急需工人，月薪1000美元。消息是从普兰店市夹河镇唐屯传出来的，具体操办人是一位30多岁的栾姓女子，她的弟弟在俄罗斯的这家服装厂工作，可以联络出国打工。刘亚明的朋友一共找了11名村民，每人交纳了2.6万元中介费。俄罗斯厂方首先发来邀请函，村民的签证由北京的一名男子办理。2008年9月，一切办妥后，他们经北京飞往俄罗斯。

到了俄罗斯后，刘亚明等人在看不懂用工合同的情况下与厂方签订了协议。最初的两个月，由于没有劳动许可证，他们只能呆着。办下许可证后，他们也没有从事服装加工工作，只做了一段时间的瓦匠活。

工作期间，刘亚明结识了一批从江苏来的劳务人员。“她弟弟去了大概一年多，也没赚到钱，就把我们忽悠过去了。 ”刘亚明说，用工合同中规定，他们的工资不过几千卢布，扣除食宿等费用，刘亚明等人没有拿到一分工钱。最先爆发的是江苏的工人们，在多方协调下，约40名江苏工人被送回国，而刘亚明等人却被困在原地。“我往家里打过电话，让家人帮忙报警，但警方认为属于个人纠纷，没有受理。 ”刘亚明说，他也曾给栾姓女子、朋友打过电话，但他们推脱责任。“其实，我那个朋友也去俄罗斯了，结果刚去1个月就被送回来了，体检时发现肺部有病。 ”刘亚明说，事后回想起来，疑点越来越多。

2009年4月，厂子破产，刘亚明等人陆续回国。在国外打了半年工，刘亚明只带回来600美元，这还是几次讨要才得到的。

中间人“失踪”维权成难题

回国后，刘亚明等人都去找中间人追讨费用。“本来，我想和栾大姐签个合同的，但她说到那边，俄罗斯厂方会和我们签约，我们之间就没有签合同。 ”刘亚明说，当初的这个小纰漏造成现在维权艰难。

昨日11时，在刘亚明家中，从普兰店赶过来的郑明珠、王旭春坐在床边，掏出了他们交纳费用的收据。他们曾咨询过律师，虽然介绍出国的中间人都没有外派劳务的资质，但他们手头的这张收据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刘亚明说，现在，栾姓女子和兄弟、刘的朋友全都不见了。

郑明珠说，他们只想追回部分钱款，减少些损失，但对方却避而不见。“如果他们真的没资质做出国劳务的事，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郑明珠说，他们曾向派出所报过案，但对方认为属于劳务纠纷；找到劳动部门，对方认为涉嫌非法外派劳务；找工商部门，中间人并非经营实体；找律师，证据又不充分。20多天前，刘亚明曾给大连市外经局打过举报电话，“他们表示要进行调查。 ”刘亚明说，目前调查情况如何，他也不清楚。

出国链条经过多层“转包”

在关于外派劳务纠纷的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无论已经出国或仍未出国的劳务人员，均表示提供出国信息者是村里的熟人甚至亲友，经过这些中间人介绍才办理手续。记者曾采访到几名中间人，他们向记者展示了一个层层加码的外派劳务转包过程。

出国打工的消息一般是从有外派劳务资质的中介传出，然后部分没有资质的黑中介会主动和中间人联系，由他们撒网找人，这样两次转手，中介费就翻了至少2倍。“我已经不想做下去了。 ”这位中间人说，他曾遭遇过几次纠纷，还自掏腰包赔偿了几名劳务人员，“那些事说起来心里也过意不去，不过那些出国的人自己也有问题，光想挣钱不想风险。 ”这位中间人说，即使闹出纠纷上法庭，这些劳务人员也很难打赢官司，很多承诺都是口头的，缺少文字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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