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李祝霞时，是农历己丑年正月初六的上午，阳光明媚，她正坐在北京家中阳台上的小茶几边修改论文。尽管尚在假期，她仍然抓紧时间工作，这是她多年留学做研究养成的良好习惯。

　　1941年出生的李祝霞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复派留学生的第一批成员，当年12月26日，在中美建交前夕，她和经过严格考试的同伴一起赴美做访问学者。

　　●英语考了78分

　　谈起当年选拔的情形，李祝霞记忆犹新。

　　1978年8月，当时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所工作的李祝霞在江西庐山参加完学术会议后，顺便回浙江杭州老家探望父母和接8岁的儿子回京。待8月底回京时，单位的领导突然通知她参加9月份进行的英语选拔考试。后来她才知道，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考试，选拔的是英语较好的研究人员出国留学。

　　“考试地点在北师大，我们所里去了几十个人。考试挺难的，有笔试、听力、口试，因为觉得没考好，出来时垂头丧气的。结果没几天，所领导通知说，我笔试考了78分，口试得了4＋，成绩很不错。”李祝霞回忆说。

　　196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理论物理专业的李祝霞，在“文革”期间仍然没有放弃学习和研究，这使得她轻松地通过了当时许多人的最大难关——语言关。“当时选拔的第一标准是外语水平，而不是政治条件。相对于‘文革’时期，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李祝霞说。

　　后来事情的发展快得超乎她的预想。没多久，她就接到了被选为第一批公派美国的访问学者的通知，年底就要走。

　　国家随即组织了对这批人的培训，李祝霞记得，培训的内容主要是讲到国外的注意事项和外交礼仪。“当时领导说，到了国外要注意身体，要多喝牛奶，要知道当时在国内很少人有喝牛奶的习惯。而提醒我们最多的是，到了国外要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如果接到外国朋友的邀请，即使一个人也可前往参加活动，这令我们感到很宽松。”

　　出国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京接见了赴美访问学者团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李祝霞记得，方毅当时表达了对大家的殷切期望，令大家深为感动。

　　●在美学习非常刻苦

　　当时中美还没有直航飞机，访问学者团由巴黎转机赴美，团员们大都没怎么坐过飞机，长途飞行后全都严重晕机。而在纽约下飞机时，迎接他们的又是媒体的一片“咔咔”的闪光灯，在晕眩和兴奋中，他们开始了中国首批复派留学生在美国的进修生活。

　　经过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两个月左右的英语学习，李祝霞被安排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小组进修，指导她的导师是G.E.Brown教授。

　　平时，李祝霞学习非常刻苦，不论白天晚上还是休息日，不是在做研究就是去听一些相关的研究生课程和前沿讲座。到最后学习结束时，李祝霞已从刚来时的落后水平提高到能和同组人平等讨论、共同做研究的水平了。

　　“其实我们这批人都是这样努力学习的，因为我们到了国外才发现，经历了‘文革’的停顿，国内的许多研究与国外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虽然没有具体的学习指标或是学位要求，但都有一种时间不够用的感觉，只有拼命地学才能把更多更新的知识带回国内，报效祖国。”李祝霞说。

　　“当时学校的同事对我也非常好，特别是华侨华人学者，经常帮助我，我记得聂华桐教授（聂华苓的弟弟）还买了一本很厚的工具书送给我，别的同事也常借一些书给我。”李祝霞回国时，行李比出国时多了许多，其中有好几大箱是各种书籍材料。

　　●想家时就听国内广播

　　由于出国匆忙，李祝霞把母亲接到北京，帮助同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所搞科研的丈夫照顾儿子。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说不挂念是不可能的。那时打电话很不方便，李祝霞和丈夫只好经常写信，“差不多一个礼拜一封信吧，那时我身边连儿子的照片都没有一张，想家人的时候就只好看看信。”李祝霞把对家的思念深深埋在了心底。

　　李祝霞在石溪分校进修的时候，和杨振宁教授的妹妹杨振玉同住一套公寓，当时来往密切的还有谷超豪教授。他们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逢年过节或是想家的时候，他们就聚在一起听来自中国的广播，“主要是听国内新闻，感觉还是蛮温馨的。”

　　说起初出国的趣事，李祝霞还回忆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出国前，国家给每个人都做了几套衣服，大部分人都选择了红都制作的雪花呢黑大衣，认为这衣服穿着气派。结果在白宫参加完由卡特夫人亲自主持的招待会后，大家出门去衣帽间取衣服时全弄混了，回住地后，吸取教训，每人都在大衣的里子钉上名签。这件黑大衣，李祝霞至今仍保留在衣柜里。

　　两年进修期满，李祝霞回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所，向同事介绍了许多全新的学术知识，在相关研究领域内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此后，陆续有许多同事，包括她的丈夫都先后出国留学访问或工作，她本人也多次出国访问工作。

　　如今，31年过去了，李祝霞回忆往事，不由感叹：“邓小平当年做出复派留学生的决定真是英明，从大的方面讲，促使中国科技水平的大幅提高，从小的方面，无数人的命运由此改变，其中就包括我。那次留学，为国家打开了一扇门，更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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