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有两个年份令我终生难忘：1977年与1993年。1977年，我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像我们的国家与民族一样，开始了命运的转折。大学毕业当了3年临床医生后，我考取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1993年在教育部留学项目的资助下，我作为访问学者前往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部进行学习研究。

　　出国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迈出国门，怀着兴奋与不安的心情随着乘坐的国航飞机来到东京羽田国际机场。按照计划，到了日本后先到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处报到。接待我的是教育处官员邵魏，在出国前接受日语培训时，我们曾是同班学员。刚到异国他乡就遇到熟人，心中有种暖暖的感觉。

　　九州大学在日本很有名，该校的医学部循环内科在日本心血管领域名列前茅。循环内科的竹下教授是有着近十年海外留学经历的“海归”学者，他领导着全科的临床、教学和若干个研究室的科研工作。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通过对动态心电数据进行特殊处理，以获得更多的心脏电生理信息。

　　研究室负责人樗木医生年龄与我相仿。虽然当时日本是“双休日”，但她和其他医生一样，不仅每天工作到晚上八点，每周六也必到医院，对工作要求很严格。经过最初的简单交流，我们彼此都发现很难听懂对方的日语。

　　她问我是否会英语，我说不会。“英语日语都不会怎么做研究？”她那不经意的不屑使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快速提高日语水平。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畅通地交流了。

　　拼搏

　　做研究需要参考大量英文文献，对于英语基础薄弱的我来说，那是个痛苦的过程。不认识的单词都要翻阅字典，有时时间紧就干脆把资料寄回国内，请人翻译后再寄回来。为了提取研究所需的心电信息，需熟练掌握Holter分析技术，这在现在看来已不是难事，可在当时国内连普通计算机都很少应用，Holter分析更近乎“神秘”。

　　研究室有两台新的Holter分析仪，一台是日本制造、一台是美国制造。我刚到室里就赶上日本的“正月”，相当于中国的春节。记得那个“正月”我一个人闷在研究室里，一边研究那两份说明书，一边动手操作。等到假期结束时，樗木医生诧异地对我说，你竟然已学会使用Holter了。

　　日本的医学学术年会一般在5月召开，为年会准备论文是每个医生都非常重视的，樗木医生希望尽快将我们的论文完成。虽然出国前学了些计算机知识，但我连键盘的使用都还不太懂，加上计算机都是日文系统，论文进度十分缓慢。在国内读研究生的经历给了我自信与毅力。在距计划完成要求时间还有一个星期时，我把所有的资料都做好了。此后，我收到了樗木医生亲手做的精美盒饭，她高兴地说：中国医生真的很优秀！

　　自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她时常邀请我去家中作客、一起远足、参加家族聚会。在赴日半年后，樗木医生希望我延长留学时间，由九州大学校长基金提供资助。一年之后，当校方再次提出让我延长留学时间时，我谢绝了。我要回国，我要把所学的知识带回祖国。

　　感悟

　　虽然在异国他乡曾有许多不眠之夜，也曾流下思乡的泪水，但在即将启程回国时，心中竟有许多不舍。在同事们都下班离去后，我一个人坐在与我相伴两年放满了计算机与仪器的房间里，环顾四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除了每天朝夕相处的日本同行，想起了许多人和事。

　　刚到日本时，环境不熟、语言障碍、缺少生活用品……那位大叔用自家的小货车给我送来冰箱、小餐桌，他说自己的儿子也曾在海外留学，知道其中的艰辛。女医生黑岩真理每次送给我生活用品时，都包装得整整齐齐，在表达赠送之意时都要加上“前缀”：如果你不介意……

　　在日本，我还真正感受到了爱国之情。那一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日本举行，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忘我地高呼“中国队加油”！在国内，爱国显得很抽象，但到了国外，爱国的感觉很具体，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就是中国的“形象大使”。留学时的我已不很年轻，但在黄昏的夜幕中，当我一人骑着自行车在异国的城市中穿行时，一种“浪迹天涯”努力拼搏的豪情会从心底升起。

　　1996年2月，我回到北京开始了踏实的工作和生活。2005年，樗木医生到北京参加国际心脏病学会议，我开车带她到故宫等处参观游览，到我所在的科室向她介绍我的工作和研究结果。事后，樗木医生赞叹地说：中国的发展太迅速了，真是出人意料。

　　回首我们留学的那些年和最近这些年，伴随着时间的脚步，我们的国家发展了，我们的民族富强了……作为祖国的儿女，我们为祖国的发展感到自豪与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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