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兰，女，40岁，来加一年多，正在找工作中

　　华报记者：喜乐

　　写在前面：

　　也许因为我一直在写普通人吧，有时候会有一些读者打电话进来，想和被访对象联系，我自然一一尽责转告，却很少能如读者所愿。我也曾与受访对象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他们很矛盾。当然打来电话的读者无一例外都很诚心，可是设身处地去想，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并不容易被受访对象接受：双方信息完全不对等，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反复试探和反馈的基础上。所以我希望读者朋友能更多地通过我们的栏目进行交流。写这些只是希望大家体谅我们的受访人，体谅我这只传话筒。其实我们的采访对象只是我们千千万万移民的一个缩影，我们因为有着相同的背景，相似的经历，所以我们能够息息相通，荣辱与共。那么您的经历自然也会有人产生共鸣，有时候朋友们会说：我没什么好写的，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等过几年我成功了吧，那时候我好好跟你聊聊。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都觉得有些不是滋味：什么是成功呢?

　　一直希望有机会去写一个女人，一个平凡的女人，非常庆幸这次能够一偿心愿。于兰并不是我正式的采访对象，只是我在驾校听理论课时的一个同学。因为坐在一起，自然而然有了些交谈，后来又有过几次接触，我才有机会了解她的生活，也才有今天这一个故事。第一次见她是在驾校的课堂里，一眼看上去，于兰还是很中国，象中国那种典型的中年妇女：衣服干净整齐，质地也不错，但款式相对比较保守;高高瘦瘦，但没有什么曲线，也没太多女人味;脸上化着妆，不过并不细腻，掩不住岁月留下的痕迹，口红显得有些太过浓重。

　　记得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大概为了强调什么举了一个例子，特别指出四十几岁的家庭妇女怎样怎样。相邻而坐的我和她不约而同有些愤愤不平，也因此有缘相识。那时候于兰刚来不久，一直在向我抱怨不适应不习惯。

　　以前在中国多舒服呀。我在银行，也不忙，每天没什么事做，轻松得不得了。我们那是小地方，谁都认识谁，就算不认识，转几个弯准能搭上关系。下班了也有人一起聚聚，出去逛街什么的也有地方去，商店都开到好晚。亲戚朋友都在身边。我们单位也好，常常有东西发，还有食堂，一份菜才几毛钱，多便宜，饭都不用做。这里可好，谁也不认识。晚上哪里都黑乎乎的，我连门都不敢出。又没有车，一张车票两块钱，合人民币十几块，太贵了，我出门都要算。这来听课还是借练车的机会让师傅送我来的，否则来回来去4块钱，合人民币快30块了。你说来这儿干什么呀。当初办出国，还以为国外多好呢，还没我家里好!早知道这样就不出来了。啊，对了，还得天天做饭，烦都烦死!一把葱就七毛九，累不说，吃也吃不起啊……

　　于兰比较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行就回国吧。就算是听课，她其实也有些心不在焉，一直皱着眉头。我自己也经历过刚来的艰辛日子，何尝没有比较过这一切呢?所以只是温和地微笑，偶尔表示一下理解，心里并不是太在意。我看过太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曾经坚定无比地梦想回国。然而在一轮一轮的徘徊和思想斗争之后，还是留了下来，也许是因为买了房子，也许是因为回了一趟国，也许是因为爱人孩子，最终还是会接受这个美丽的国度。几个周末的课上完了，自然也就分手，不再有于兰的消息。

　　大概过了几个月，我到华咨处去咨询一些事情。居然非常凑巧地碰到了于兰，她样貌倒没有太大改变，只是表情有些悲苦，人也消瘦憔悴了一些，因为是冬天，她身上那件皮衣下摆很大，愈显得她高而瘦。她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咨询来的么?有没有咨询员空着啊?”好像很着急的样子。不过华咨处永远都是那么忙碌，轮到她还有一段时间，我于是坐下来和她聊天：“兰姐，最近忙什么呢?”

　　“唉，别提了。我真想回去了，这是什么鬼地方啊。早知道这样，折腾来干什么呀，我后悔死了!我们是技术移民吧，连工厂工都不好找。我在衣厂打工。你知道老板多黑么?根本就没法干下去……是按件计钱，缝一条边才两毛钱，那，这样上去两毛钱，下来两毛钱，你说要不要两分钟?我们在中国又不是干这个的，根本就不行，慢得很。我一个月手脚不停才挣三、四百元，连房租都不够交。这还不算，老板还要克扣工资，总是不按时发工资，要迟两三个礼拜才发给我们。你说我们在国内哪干过这个呀。真是民工……连民工都不如!资本家就是资本家，从小就被教育资本家压榨工人血汗，这下有亲身体会了。你看看我这手!”

　　她伸出手给我看，是比较粗糙，但……我看看自己的手，好像也不比她好多少。不过我还是听得有些不忍，于是说：“华咨处有些帮助找工作的培训，你可以参加一下试试看，你以前不是在银行干会计的么?这边会计还挺热门。”“唉，根本就不行，我这么大岁数了，英语也不行，国内那些工作都是做熟了，跟这边完全不同。我学过那点都十几二十年了，还能记住什么呀……”我有些黯然，这样的困境又何止是她一个人呢?就算读了一个学位出来，一个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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