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新中两地的学生互相到两地参观，到当地人的家中居住，到学校浸濡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这些都是学校集体策划和筹备的活动，但本地一些新移民家庭却以特别的“空降”方式，在学校假期时把孩子送到中国，让他们成为短期“插班生”，既陪伴在家乡的长辈，又增加孩子的见识。 

　　有些家庭选择让孩子到中国的主流学校去，为孩子创造了解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机会。另一些家庭则把儿女送到体育中心，让他们和中国孩子一样，在顶尖的教练手下，把运动练好。

　　假期当“插班生” 了解中国年轻人

　　目前就读莱佛士书院的周鹏辉(17岁)、周鹏耀(13岁)两兄弟在小学时期，有“非一般”的假期生活，因为他们即便是休假也在学校中度过，只不过学校不在新加坡，而在中国。

　　他们的父亲周兆林在1991年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化学博士学位，所以周鹏辉两岁半时，就已经来到岛国生活。他的弟弟则是“made in Singapore”，在本地出生。全家目前都是新加坡公民，两兄弟可谓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但他们童年的一部分光阴，则在中国的学校中度过。

　　学会与中国年轻人交往

　　两兄弟的母亲许惠平，原籍中国安徽省，她受访时解释，在假期送孩子到中国学校念书其实是出于两个原因。由于她的父母及家翁家婆都居住在中国，为了让孩子有时间多和老人相伴，她们一家到学校放长假时就会回去。

　　另外，中国和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各有长处，而中国的孩子也有他们的特色，许惠平希望儿子有更多机会接触同龄的中国孩子，一方面多了解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也同时学会与中国年轻人交往，实地了解中国的发展。

　　许惠平的父母家住安徽省合肥市，周兆林的家人则住在江苏省张家港市，所以周鹏辉和弟弟从2002年开始，假期期间便到两地的学校读书。他们去过的学校有张家港市城北小学、合肥长江路三小，以及江苏省重点中学张家港市梁丰中学。

　　许惠平说，他们先托亲戚在当地寻找适合学校，然后直接和校长或班主任联系，所接触的学校都非常愿意让她的孩子当短期插班生”，因为校方觉得这是不错的交流机会。

　　周鹏辉和周鹏耀到中国的学校上课并不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除了伙食费，校方一般只希望和他们交换一套新加坡的课本就足够了。

　　谈及儿子在中国学习的经历，许惠平立刻想到老大第一次考华文测验时只拿18分的事。当时同班有个从韩国来的学生，虽然只在中国待了3个多月，但分数拿了37分。

　　使自己更加成熟

　　虽然当时觉得很不好意思，但周鹏辉觉得那是因为一开始不太适应中国的学习和考试环境，而且，中国的语文课较注重写作技能，而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偏重口语能力，所以有相当落差。当然，两地学生整体的华文语文程度也不可同比。

　　对周鹏辉兄弟来说，学校假期还要“空降”到陌生的学校上课并不是苦差，因为收获很大。

　　周鹏辉说，中国同学在思想上比较成熟，而且因为人多机会较少，所以大家都很努力学习，很有进取心。他们年纪很小就开始规划人生，对未来有想法，和新加坡一般的学生很不同。

　　回想起在中国学校的日子，周鹏辉觉得那段经历对他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帮助他更深刻地了解其他地方同龄人的想法和特点，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也促使自己更加成熟。

　　周鹏辉还说：“一些本地人看到外地学生取得优异的学业成绩会有些不屑，或者只是觉得他们把本地孩子的第一名抢走。我在中国的时候，英语如果考满分，当地的同学却会问我学习的窍门，主动让我跟他们分享学习心得，让自己获得进步。这是两地学生的差别。”

　　刚升上中一的周鹏耀则喜欢中国学校新鲜的环境，可以在假期中结交更多朋友。

　　让两国学子有更多接触机会

　　由于周鹏辉是气枪校队队员，现在又是学生理事会会员，课业和课外活动忙碌，从中三起便没再到中国学校去。他的弟弟则还打算延续这“家庭传统”。

　　许惠平指出，其实越来越多新移民回中国探亲时，也会考虑把孩子送到当地的学校体验一番。或许他们多是没有系统性的安排，但这样的趋势已经在慢慢形成。

　　在许惠平看来，新加坡或许也可以考虑放宽条例，让新移民为亲戚的孩子安排当短期的“狮城插班生”。有意让孩子体会新加坡式教育的中国父母大有人在，如果教育部能够提供这样的机会，就可以让两国的学子有更多接触和互相了解的机会。

　　“北京女婿”要让孩子得益于两地教育

　　李气虹是在机缘巧合下结识原籍中国北京的妻子，经过5年多的长途恋爱，在1998年与妻子共结连理。夫妇俩2003年在香港迎来了女儿李映彤的诞生，当时李气虹是本报驻香港特派员。

　　由于夫妻两人当时都在为事业打拼，小映彤出世后由李气虹的母亲和姐姐照料。小映彤一岁半时才跟着妈妈到北京居住直到现在，李气虹当时则从香港转到广州担任特派员。

　　李气虹去年4月结束8年的特派员生涯，回到新加坡，除了得重新适应本地的环境以外，还得慎重思考女儿即将展开的小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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