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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凯申、杨立青 和大学精神

http://www.canachieve.com.cn 发布日期:2009-09-21


  清华大学历史系一名副教授将蒋介石的英文名字翻译成“常凯申”,令舆论对中国的学术水准着实感叹了一番。或许“常凯申事件”属于极端例子,但中国学界浮躁之风弥漫恐怕是个不争的事实。

  不久前,在某大学举行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一名女生代表几百名博士学位获得者发表感言。除了对领导、导师和母校表达衷心感谢之外,这名博士也展望了国家、民族的美好未来。她慷慨激昂地说:“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杨立青说过,学在黄埔,用在疆场!”大概要以此表示她将学以致用的决心。

  不过,这名博士的引言令一些在场人士大跌眼镜。这倒不是因为她提到国民党创办的黄埔军校引发什么政治联想,而是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从来就没有一个“第三期学员杨立青”。

  原来,“杨立青”是近日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一部电视剧里的虚构人物。引用虚构人物的话似乎也不算什么错,但在博士学位授予仪式这样庄重的场合,用黄埔军校压根不存在的“杨立青”的话给自己和别人励志,确实让人感觉不伦不类。莫非这名博士把一部通俗电视剧当成历史纪录片了?

  很多人对中国大学“冒”不出杰出人才感到痛心疾首,就连总理温家宝也发出类似的疑问。2006年11月,温家宝在和一些大学校长座谈时说:“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从中国大学的现状看,这个问题恐怕还在让温家宝焦虑。不过,不少掌控大学的人未必焦虑。当时与温家宝座谈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运清说:“1992年前,我到高校去,都愁眉苦脸;现在去,都兴高采烈。”

  周会长没有具体说明为什么高校都“兴高采烈”,而是充满豪情地认为:中国大学在“大改革、大发展之后,应该是大提高。”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学的校园建设、招生规模都在迅速膨胀,确实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发展”,但“大改革”和“大提高”的效果却很不明显。明显的是:大学文凭泛滥了,官员学历提高了,一个市长、县长动辄都是硕士甚至博士;大学的行政级别提高了,副部级校长增加了,大学里的院长、系主任享受局级、处级待遇了,“周抄抄”当上市长了,“常凯申”、“杨立青”作为“历史名人”出现了。

  伴随着“大发展”和“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交相辉映,一些知名大学喊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响亮口号。按照现在“官学一家亲”的办学模式,这一口号恐怕和1958年官方提出的15年内“超英赶美”的目标一样不靠谱。

  事实上,中国大学60年来最缺乏的不是扩建、投入和提升行政级别,而是恢复上世纪初期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大学精神。对于这一点,大多数学者和官员其实心知肚明,只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拿出真正的魄力和勇气,改革造成目前大学官僚化的体制弊端。但这不仅牵涉到众多“学官”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相对敏感的政治制度。因此,人们在近期内恐怕看不到这样的魄力和勇气。

6月28日,百年老校北京师范大学正式挂牌成立教育学部,在中国大学拉开了学部制改革的帷幕。教育学部拥有人事、财经、行政等相对独立、并参考国外大学的做法,设立由校内外专家组成发展指导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以此来强化学术权力,减少大学的行政色彩,弘扬大学精神。

  北师大校长钟秉林说,新成立的教育学部的学术问题将完全以教师为主管理,担任学部行政领导职务的人员,不能再担任学术机构的职务,学术机构负责人通过竞争产生,不设行政级别。

  学部制改革的方向值得肯定,但在校级领导体制不变的背景下,学部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官学分离”,令人不敢乐观。毕竟,大学精神不是合并几个机构,下放一些权力就能重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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