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美建交30周年，这30年来，无论中国人的“美国观”，还是美国人的“中国观”都经历了数轮刷新。本文通过美国政府官员、企业高管、软件工程师，以及志愿者等不同阶层的美国人，叙述他们眼里的中国，从中可以窥见30年来美国人的中国观之变迁。
　　
　　生活在小地方更接中国的地气
　　
　　何伟(Peter Hessler)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1995年他申请加入美国志愿者组织的“和平队”，来了中国，一待就是10年。
　　
　　1996年到1998年，何伟在四川涪陵度过了两年支教生活，并出版《江城》一书。有人评价说，“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1994年我第一次来到亚洲。在此之前我对亚洲并没有什么兴趣，更别提中国了。但是我想从东方回家，从英国一路搭乘火车经过俄罗斯，穿越西伯利亚。老实说，当时来中国的唯一理由就是这段铁路的终点是北京。我原本以为，我不会在中国待多长时间，最多一两周罢了。
　　
　　我到了中国，立刻发现这个国家的不同。你可以触摸到它的活力。尽管那时我只是个根本不会说汉语的老外，但我能感觉到，这里人人都很务实聪明，尽管他们看到外国人时会有古怪反应。总体上说，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向外界开放的国度。于是我把首次中国之行延长到了6周。就在那次旅行之后，我开始寻找机会重返中国，并在这里生活。
　　
　　我申请成为“和平队”的一员，被派驻到了四川的小城市。这对我来说是个好事，我去过北京和上海，知道那些城市有很多外国人，会让我难以自觉地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人真正的日常生活。
　　
　　涪陵是我的第一选择，当时这是“和平队”最远的一个派驻点。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外国人，我喜欢这种挑战，我也喜欢长江和那里的风光。我最初的目的很简单，只是想教书并学会够用的中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慢慢有了写作的自信，最后，我觉得我能动笔写这个地方了。
　　
　　很多外国记者并没有进入过一个中国单位与中国人共事过，而我在涪陵的岁月对我的写作有着难以想象的重要影响，虽然我已经离开它有10年了，但这段经历让我更接中国的地气。它建立了我感知中国的大部分方式，我觉得自己在写作时比大多数外国记者更投入感情。
　　
　　以前我没有研究过中国，所以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它时常使我觉得你缺乏相关的知识不是坏事，因为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获知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变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美国人通常都对中国抱有相当政治化的看法，觉得这里的人民都是很压抑，而一旦他们真的来了中国，又会大吃一惊，而后改变态度。其实在中国多数人都能随心所欲地生活。
　　
　　我相信中国需要变革，但我不觉得这是美国的责任，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他们得自己想出解决办法。对于他们来说，更多地接触外部世界、接触新的思想是有益的。同时，我也不觉得那些批评中国的外国人有任何问题。在美国我们也批评美国政府，所以美国人如果觉得中国人有问题，自然就要说出来——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意识到并能够接受这一点。
　　
　　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被他们的文化所困扰，但这种困扰是截然相反的。中国人的心灵是本能封闭的，他们觉得外来者无法了解他们的文化，一旦他们遭受失败，通常的反应就是关门送客。美国人的心灵则是本能开放的，他们以为所有的外来者都是仰慕美国文化的，以为人人都需要美国产品、美国思想、美国民主。这是两种不同的自大，都可能导致伤害。中国人可能害了自己，美国人看起来更容易伤害了别人。
　　
　　中国需要更多的信息传播渠道
　　
　　谢淑丽(susan Shirk)1971年第一次来到中国，作为美国研究生访问团的一员，她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20多年后，她担任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成为克林顿政府的中国问题专家。
　　
　　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印象深刻，总体看来中国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建设性的。因为政策的制定者非常清楚，中国的崛起令一些国家感到威胁，他们正很努力地消除这种感觉。他们的工作，可以打高分。即便在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上，中国的政策也越来越务实，这让中国赢得了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去年人们看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勃兴，但其实过去10多年它一直处在上升通道中。我想，这种情况部分是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自然发生的，另一部分则和爱国运动有关。
　　
　　民族主义并不总是负面的，它也可以成为正面的力量。在地震中的携手互助，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对国家的认同感，而当中国人为奥运、载人航天飞船感到自豪时，民族主义都是很好的、健康的。
　　
　　当然，民族主义这个词本身有一个略含贬义的隐喻，我们总是说，我是patriotic (爱国的)，而你是nationalistic (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潜在威胁是排外，它可能给政府压力，迫使它选择一些并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
　　
　　我总觉得制度比文化重要。我1970年代第一次来中国，那时没人努力工作，去建筑工地，会发现工人都在晒太阳，但现在每个外国人都会说，他们真努力!一样的文化，但激励体制不同了!
　　
　　美国人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间太长了，中国的崛起是他们必须学会适应的，我与奥尔布赖特(美国前国务卿)共事时，她会说“多极化”——这个词是中国愿意提及的词。我们正在进入需要合作的世界，当然，当球场上选手越来越多，合作也就越来越困难，但方向就是如此。我也希望，美国的新一届政府能够做得比他们的上任更好些。
　　
　　杰克的“中国功夫”
　　
　　“我至今还听不懂中文，更不会讲。”在北京三里屯外交公寓的家中，刚刚度过60岁生日的杰克·潘考夫斯基耸耸肩，微笑着说。
　　
　　在中国呆了17年，创建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标杆企业——亚新科(ASIMCO)的杰克先生与他的中国客户们交流仍需翻译。
　　
　　不会讲中国话并不妨碍他被美国商人们视为“超级中国通”。
　　
　　杰克在中国的17年并非一帆风顺。1990年代初，他刚来中国“旅游考察”时，为中国文化的深邃和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力吸引，萌生留在中国做生意的想法，结果遭到朋友们的嘲讽：“你疯了!”1993年他创建亚新科，进军汽车零部件行业，生意越做越大。
　　
　　他偶尔也向人表露出自豪感：“我在中国呆了这么久，从没有听说过还有哪个西方人只凭一个想法，就阔别在外人眼中很风光的华尔街，来中国组建实体公司并使之成为中国最大产业之一中的领先企业——亚新科(ASIMCO)。”
　　
　　杰克打的算盘，一是“借船出海”——华尔街的证券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当时已对中国市场萌发好奇与兴趣，而拉拢几家华尔街公司做股东又能给中国政府“实力过硬”的第一印象。二是搭上中国1993年制订的新的汽车产业政策的快车，在之后的合资潮中牢牢掌握控股权。
　　
　　可以说，杰克的成功源于他的悟性与韧劲，还有他娴熟的资源整合术。他把他在中国从商的技巧称为自己的“中国功夫”。
　　
　　美国百姓对中国所知有限
　　
　　随着中国的崛起，一部分社会精英对中国充满了无尽的好奇和探知欲，他们尝试着弄清楚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直以来是如何思考的。但是在民间，普通美国人似乎对中国并不了解。
　　
　　一位记者曾在美国的小学里当过一天代课老师，教授那里的孩子关于中国的知识。在普及完常识，秀了一番独一无二的中国字后，紧接着是提问环节，各种头发和肤色的小孩瞪着大大的眼睛，一双双小手举起，充满好奇地问道，“中国在哪里?”“中国有云朵吗?”“中国人还留辫子吗?”
　　
　　微软的软件工程师比克今年50岁，没来过中国，却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这得益于他长期练习气功和太极拳。氛围也很重要，他的同事里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中国内地来的第一代移民。中国对他来说是一个文明古国，人口众多，并且日益强大。他所认识的中国人勤勤恳恳，家庭观念很重，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可谓倾尽全力，不计代价地供他们上最好的学校，而比克自己是个典型的丁克族，没有要孩子，他希望过自由的生活。从中国象形字的构造和英文字母的组成，他得出两国思维方式不同的结论：中国人更重视结果，也就是一个字一个意思，而西方必须几个字母才能构成一个单词，这里面的过程显得更为重要。
　　
　　萨姆·艾柯斯塔住在达拉斯，是一名工程师，今年27岁。谈到这次的全球经济危机，他认为主要是由美国过度的消费和混乱的房贷条例造成，而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再次复苏中将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他身边的中国人给他的印象是十分懂得享受生活，时常开怀大笑。他说中国人和美国人很多方面十分相似，不过中国人在吃的方面更有冒险精神。
　　
　　中国文化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许多美国人。首先是饮食，在美国任何一座城市，总能找到一家美式中餐馆。午夜之后，也只有这些中餐馆的霓虹灯依然闪亮，上面写着“营业中”。
　　
　　很多接受访问的普通美国人，都没有亲身来过中国，因此只限于从媒体和周围所认识的中国人身上获取信息。当被问到“提起中国，你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5个关键词”的时候，大部分的答案包含了人口众多、国土面积大、文明古国等常见词语，也少不了“崛起”这个世人的共识，不过依然可见一般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认识仍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当记者反问中国一些老百姓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回答毫不雷同，并且更为个性化，从模糊的概念，到人物和城市的名字，奥巴马、布拉德·皮特、纽约，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文化符号。
　　
　　中国的经济是在崛起，这毫无疑问，可是这个成长中的巨人在美国人眼里却依旧保持着从前的和常识中的模样。他们对于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总是要搜肠刮肚、苦苦思索一番，才能有个答案。当有人问到他们是否知道今年是中美建交30周年时，多数人回答的是同一语调的“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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