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全球性交往日益密切，又呈现出文化与发展的多样性，跨文化研究和世界文明研究都已成为备受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新兴跨学科研究领域。跨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是跨文化的理解与交往，它贯穿在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渗透于当今世界文明的各层面。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与同一性是一个焦点课题，对它的探讨应通过对跨文化交往的理论研究来深化。
　　
　　一、跨文化交往是世界文明（包括哲学传统）的重要动因
　　
　　历史本质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文明是人在实践中实现自身的本质力量，是在历史发展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基本文化精神互相渗透、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综合体。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是文明的具体内涵，狭义的精神文化包括哲学作为文明的精神形态，体现时代精神。

　　世界各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信仰和价值观，生长绵延了多姿多彩的文明。多样性是世界文明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多样性意味着差异，差异需要交往，交往促进发展。综观历史，一种文明不能自身封闭、孤立生成与发展，不同文明总是在和谐的跨文化交往中，互相融会与学习，从而不断丰富与发展，这是人类文明进步史的主流。跨文化交往历来是多样性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因。

　　从西方历史来看，长达千余年的希腊罗马文明是西欧乃至全部西方文明之源，它奠定了西方文明中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传统。然而，它并非自我封闭、绝缘地演进的。它和当时的东方（近东与北非）文明虽颇有差异，却正是在同早先已获丰富成果的后者的跨文化交往中，吸取其文明的成果，从而激发了希腊、罗马民族的灵感，也融会了东西方诸多地区民族的智慧，最终创造出辉煌的希腊罗马文化。希腊古典哲学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西亚和埃及的科学与宗教思想，特别是埃及、巴比伦的天文学、数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和神话，对希腊哲学与宗教的起源有重要的引生作用。东西方大规模的跨文化交流，更是希腊化文明和罗马文明的重要特色。晚期希腊与罗马哲学更多、更直接地深受东方的科学知识、诸多宗教与宗教哲学的影响，一些主要哲学流派的学说都有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色。特别是东方希伯来文化的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以其特有的一神教形态，和希腊哲学逐步融合，促成晚期希腊与罗马哲学在和宗教结为一体中达到终结。这种融合所造就的基督教神学与哲学，对西方文明更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是通过多种形式的跨文化交往，以存异致和的博大胸怀，吸纳了外部的多种优秀文明成果，经过不断充实才得以发展的。早在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印度、中亚和欧洲就开辟了海上和陆地的丝绸之路，持续开展的各种跨文化交往包括经济与精神文化交往，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文明和亚欧多种文明的共同进步。汉代以来，在中国和印度的跨文化交往中，印度佛教与佛学在中国知识界和民众中广为传播，并形成多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与佛学流派（如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等），它们和中国传统的儒学、道家又互有渗透、吸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的演进。这在历史上是一个颇为成功的跨文化交往范例。唐朝（7世纪起）之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也有和谐、成功的跨文化交往，至今在西安古城的清真寺还有唐代皇帝的题词，从中可见伊斯兰宗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与融会。16世纪末至18世纪，通过西方传教士来华进行中西跨文化交往，中国学者们开始了解西方特别是希腊的科学与哲学思想，并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首次进行了儒学与西学的比较研究；而中华文明对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重农学派也起到积极的作用。19世纪末以后，严复和其他中国哲人所传扬的西方哲学与文化中的科学理性及人文精神，特别是科学与民主思想，对近现代中国起了思想启蒙的积极作用。

　　由以上历史之镜可察知一个结论：世界不同文明的冲突总是暂时的、破坏性的，不是文化发展的动因；世界不同文明的和平的跨文化交往与和谐的融会，才是人类文明进步史的主流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类历史发展是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融会从而创新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各自的独特方式为人类进步作出了贡献。当今世界应避免、消除文明冲突的危险。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和平与发展才是人类最根本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所在。倡导合理的跨文化交往，实现文化与文明多样性中的和谐一致性，以求世界文明的共同进步，是特别重要的。
　　
　　二、跨文化理解、跨文化性和世界文明多样性中的同一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多种文化的星球》指出：“人类的共同的未来不能多样化而没有协调，也不能统一而没有多样性，要建成这样一个世界是对当代人类的挑战，首先是对产生人们世界观和影响的价值观念的文化的挑战。”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中，既不应造成文明单一化与文化同质化，要维护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又应开展不同文明的对话，增进相互理解，消弭隔阂，化解对抗，共同进步，反对“文明冲突”，实现一种基于文明多样性与同一性的人性化的全球化。合理的跨文化交往正是达到这一崇高目的的重要渠道。

　　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有名言曰“和而不同”，这可解释为尊重文明与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通过跨文化交往，互相沟通，达到和谐共处，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文明与文化既有多样性，也有同一性，这同一性是寓于多样性中的动态的同一性，既指特定文明中有民族文化的同一性，也指在不同文明与文化传统的合理交往中实现互补性和共同进步。

　　合理的跨文化交往应是双向的，以跨文化的“文本”间的相互理解为基础。也就是说，“本文化”和“异文化”作为“自我”和“他者”，在跨文化交往中相互意识到对方是陌异的“他者”，并且超越“自我”，进入“他者”，在陌异性中反观自身的文化，在“自我”和“他者”的对照中互为映现自身，在“本文化”和“异文化”的相互理解中，它们各自也会升华出新的“自我”解释。在这种辩证的跨文化理解中，就会生成某种“交叠共识”，那是一种内涵差异的共识，是异中之同，是寓于差异性的动态的同一性。“本文化”和“异文化”在相互理解中都会超越自身，获得新知甚至创新的知识，相互促成文化的创新与文明的共同进步。

　　任何文化都不能脱离特定的、进化中的文化传统，跨文化理解也是“本文化”和“异文化”两种动态的文化传统的相互理解。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主张作为历史所保存的成见总汇的传统，是人的理解活动的前提，人又以创造性的理解和解释参与传统的进化，使其获得新的意义。我们可以引申、发挥这一观点，用来解释“本文化”和“异文化”两种传统在相互理解中达成视野的融合，在跨文化交往中促成各自文化传统的进化。

　　跨文化性（或曰文化间性）是跨文化理解的本质属性与文化间交互作用的动因，也是跨文化交往的结果。它指在“本文化”和“异文化”互动、互渗中发生“中介”作用，两种文化在“合作性的自我解释”和“相互构建过程”中形成“交叠共识”，实现文化多样性中的同一性。跨文化性是复杂的、多样的。跨文化交往交织着“本文化”和“异文化”复杂的“同”、“异”关系，表现为“互补”、“对称”或“不协调”、“不对称”等形式。总体来说，它有两类：“本文化”和“异文化”缺乏沟通、很不协调与对称，那是消极的跨文化性，此时易导致冲突；积极的跨文化性则指在“本文化”和“异文化”互动、互渗中发生“中介”功能，类似儒家的“中庸”黄金法则，也指两种文化在“合作性的自我解释”和“相互构建过程”中形成“交叠共识”，实现文化多样性中的同一性。“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就是合理、积极的跨文化性的表现，是跨文化交往的真正目的，是实现多样文明中的同一性，以促进不同文明的和谐相处、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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