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华侨报》近日在其“樱花副刊”刊发了署名为吕鹏的文章说，近日重读《围城》，又想起当初在日语学校的情景。“围城里的人想出去，围城外的人想进去”。不知曾在日本留学的人们，有多少没有在“金钱”、“感情”中蹉跎过？文章摘录如下：

　　《围城》这部小说尽管没有贯串整体的中心思想，然而，它以主人公方鸿渐去留学欧洲、而后获得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后回国、到香港、再回上海的行踪为线索展开故事，其风格颇似欧洲18世纪流浪汉小说。小说在看似平淡无奇、流水账式的叙述中，处处体现了作者对旧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此同时，小说更将视角集中于旧中国的那些留学生身上，这些人在当时可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小说集中反映了他们在学业、事业、感情上不良的一面。

　　现在在日本的有些留学生又何尝不是呢！近日重读《围城》，又让我想起当初在日语学校的情景。

　　又是沈阳老大，一个泼辣的女孩萍来的C-mail，召告同学聚会的日子。聚点是老地方“角牛”，烤牛肉的地方。

　　一向是乐天派的明却姗姗来迟。

　　不够爽气却精明干练的上海人明一口气喝了一杯扎脾后，跟我说：“鹏，如果，和你订婚的女朋友提出和你分手，你怎么办？”

　　我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知道，明的老爸在上海开了一家大酒店，家里的积蓄够他挥霍的了。他的女朋友也是上海人，两个人处了三年，感情好得不得了。虽然他们有时也吵架，但上海人出名地怕老婆，明总是被女朋友骂个狗血淋淋，却丝毫不介意。在日本的两年里，他们住在一起，明还帮她付着在日本留学的所有学费。去年夏天，两个人从日本回家订了婚。在订婚的时候女友还向明的家里要了钻戒。

　　明那沙哑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原由。

　　有着上海人特有的精明的明，我从没听说他吃过什么亏。记得在进学的时候，也就是在日语学校考大学的时候，他报考了若干个大学，二流B的大学“目白大学”、“樱美林大学”，二流A的“日本大学”、“中央大学”，还有学校推荐的“拓殖大学”，他依次落榜，认识他的人都惊慌失措，不知道自己还可以考什么大学好了。而明以他的精明最终却考上了日本人也梦寐以求的私立A庆应大学法律学部。但这次，他却没能逃过感情的厄运……

　　明的女朋友在偶然间认识了“庆应大学”经济学部的韩国人权。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打得火热。权是韩国的贵族，花钱如流水，权的老爸每个月都给他100万日币的零花钱，相当于RMB7万。权经常领她出入一般家庭的日本人都不敢光顾的高尔夫球俱乐部。

　　那天权把她送回家，见到在家里正为女朋友烧饭的明，彬彬有礼地说：“你好，我是庆应大学经济学部的权，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就这样，女友向明提出了分手，说每月还他5万日币。

　　听到明的女朋友因为没钱还在和他一起住，性格泼辣的萍气愤地说：“靠！这也就是你，要是我的话，早把她给劈了！”

　　萍接着说：“如果，你女朋友后悔了，要和你复合，你怎么办？”萍也知道，在这之前还在日语学校的时候，明的女朋友就和他闹过一次矛盾，和另外的一个韩国人搞在一起。

　　明喃喃地说，韩国的权和她是不会长久的，她只是还没有玩够，不想这么早结婚罢了，玩够了她就会找回归途了。

　　同学会变成了安慰会，又变成了批斗会，又变成了沉默会。

　　那一天明明很热，可我却感到一丝丝凉意浸入心房。人的本性会因为环境而骤然改变吗？如果真的这样，那人性中的冰冷太可怕了……

　　《围城》中，以方鸿渐为代表的那些留学生们，思想上极度媚外，在学业上他们并没有接受西方文化中正面、积极的一面，而是更多地接受了消极、黑暗的地方。他们以所谓的“留洋”为名，招摇过市，无所事事，无所作为。而我们这些留学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来到日本？来了是要做什么？如果只是来接收那些消极、黑暗的东西的话，还是不要来的好。

　　方鸿渐他们在受到封建势力约束的同时，思想上却有着西方的自由思想。在感情上，尽管他也经历了一段很纯真的感情，但这只是生命中很短的一瞬间，留给他的只有一份情感的遗憾。方鸿渐便是在这种生存的困境中，在与陆子潇、韩学愈、高松年、李梅亭、赵辛楣等的交往中，在“入围”与“出围”的冲突中，学术上的派系利益的斗争中，在自我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的缠绕下，成为了学业上的多余人，事业上的多余人，工作上的多余人，感情上的多余人。

　　“围城里的人想出去，围城外的人想进去”。不知曾在日本留学的人们，有多少没有在“金钱”、“感情”中蹉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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