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根据中美文化交流计划，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来到上海一家报纸实习。他们是怎么看待中国媒体的？实习中有什么感受和心得？这里摘发的一篇实习小结，可以让我们看到来自海外的实习记者眼中的中国媒体，并进一步思考一些问题。作者蔡永伟在新加坡就读高中和大学，尔后留学英国、美国，现为斯坦福大学硕士生。

　　因斯坦福大学的交流计划，有幸获选到一家中国主流媒体实习，了解中国报社的运作过程，也体验了上海的人文气息。这里记下的是我过去两个多月的所见所闻，包括对中国媒体界的看法，实地采访的经验，以及对中国和上海的整体印象。
　　
　　中国媒体界的“红包文化”
　　
　　在上海一家报纸实习，采访时碰到最有趣的不是受访者的侃侃而谈，不是公关的殷勤招待，也不是记者的采访本领，而是活动主办者“捐赠”给记者的“红包报酬”。

　　一般来说，新加坡的记者出席新闻发布会或其他采访活动时，主办单位都会盛情款待媒体，主要目的是要记者“多多报道”。最简单、也最普遍的做法，就是送记者各种各样的纪念品或文具之类的物品。有的主办单位明白记者每天奔波劳碌，非常辛苦，就在采访现场提供丰富的自助餐。但这样的招待方式，我在中国却很少碰到。

　　第一次在中国采访，是出席上海夏季特殊奥运会的新闻发布会。看到主办单位向到场记者各塞了一个信封，没有一个记者推辞，领了信封还须要签名。公关也往我们的口袋硬塞了一个信封，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有样学样，收了信封签了名。在现场忙着采访，也就没有多加理会这个信封。回到报社写完稿后，信封的封口没黏住，打开一看，里头装的竟是2张100元的钞票。后来才从同事那里得知，这就是所谓的“红包”。

　　之后，出席采访活动，每次采访后会收到一个信封，两个月下来，我收到的“红包酬劳”竟有2000多元之多。

　　这是中国媒体活动中，公关公司和主办单位慷慨“慰劳”媒体记者的最常见做法。给记者的“红包”，一般介于200元至400元，比较慷慨的单位给的“红包”甚至高达1000元。

　　公关公司喜欢称之为“车马费”或“稿费”，而记者则称之为“红包”；对外国记者，包括我在内而言，“红包”更像是贿赂。

　　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的报道，给记者支付的“红包”是有标准的，一般是针对交通费用，这也得到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的同意。但无可否认，每次200元的车马费，已远远超过了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打出租车的平均开销。

　　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直接问报社的同事：“收‘红包’是贿赂吗？”他也不忌讳地坦然回复：“是的。是可以这样理解……我们都知道这样是不对的，被领导发现的话，是要受到纪律处分的。”

　　舆论界就常常针对这个中国媒体界的现象，加以批评和抨击，认为这样的做法是腐败的，也会导致报道失实，更反映中国腐败的通病。

　　中国政府也曾经发布条例，禁止记者为有利报道索取财物；许多媒体公司，包括我所在的报纸，也禁止记者收“红包”。

　　但是，“红包”已成为中国媒体界的“惯例”和“潜规则”，更成为许多记者的重要收入来源，尤其在记者薪水普遍极低的情况下，“红包”现象是腐败，也是无奈。

　　最近中国媒体被假新闻缠身，如何建立公信度，如何确保报道客观公正真实，如何创造良好的采访环境，关键其实在于记者的尊严和自律。

　　而提高记者的社会地位、关注记者待遇及整治无德记者，或许能扭转中国媒界的这些贪腐现象。

　　同事就认真对我说：“不收车马费的记者不是没有的，我就是其中一个……”

　　看来，中国媒体要做到廉洁不腐败，不是不可能的。
　　
　　媒体的“道德底线”
　　
　　我在七月初出席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千人陶板墙”的新闻发布会时，对姚明的一句“媒体道德底线”的话，留下深刻印象，至今仍无法忘却。

　　采访现场到处是人头攒动，1500名高校学生、志愿者、赞助商和智障运动员都穿着绿色T恤形成绿海一片，就连到场采访的媒体记者也至少有百多人，场面之沸腾是我始料不及的。

　　过了许久之后，才恍然发现，原来这么多家媒体到场采访，大多是冲着著名篮球运动员、特奥全球形象大使姚明而来的。

　　姚明还没现身，一大批记者就已经簇拥到台前守候，希望霸占到好位子拍摄姚明。主持人因此不得不在活动开始前，再三请求记者们往后退，好让活动能顺利进行。

　　活动正式开始后，大多数记者也只把目光投注在姚明一个人身上，而台下的特殊奥运会运动员并不被给予同等的待遇。只有少数记者在台下采访特地到场参与制作陶板墙的运动员、志愿者和各所高校的学生。

　　而到了专访姚明的记者会时，各报和各电视台的摄影记者又再次蜂拥到最前排，许多记者都必需站在椅子上才能看到姚明并向他提问。记者们先是问姚明参与铸造“千人陶板墙”的活动感想，以及担任特奥大使的种种职责，再转向了解他的篮球生涯近况，之后，便是追问姚明的婚事和他私生活的一连串问题。

　　这恰恰和主办“千人陶板墙”活动的目的形成矛盾。明明是一个迎接特殊奥运会的活动，大多数记者关注的却是姚明的私生活，活动的主角———特殊奥运会运动员却被大多数记者冷落，就连姚明也婉转斥责媒体。姚明应对记者们对他婚事的问题时，严肃地说道：“结婚的事情是我很私人的事情。我控制不了别人，现在网上新闻可信度有些问题，很多消息有真有假，但不是我可以改变的，我只希望有个道德底线。”

　　这又反映了要做到号召更多社会人士关注特殊奥运会，并通过这项运动会来了解智障人士，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当然，这次夏季特奥会首次在亚洲举行，我们需要更多时间来传承特奥会的使命。

　　我还在细细咀嚼姚明的“媒体道德底线”的那句话。
　　
　　与上海公安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另一次难忘的采访经验是我们与上海公安合作采访的一则社会新闻。采访时和警方合作是家常便饭，但在上海参与警方有惊无险的扫荡行动，而且在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倒是第一次。这样的采访经验对我们来说，的确难能可贵。

　　我实习所在的这家报纸先是刊登了一则“黑茶室”专骗外国旅客钱财的社会新闻。茶室位于外滩的南京东路，聘请了“茶托”在外滩一带“钓”外国人到茶室饮茶。有一天，3名法国旅客被5名中国女孩搭讪，闲聊10分钟后，女孩建议找地方坐，便带法国人到茶室去。喝完普通的乌龙茶，法国茶客要付账时，却赫然看见账单上写着7455元，每人平均消费近高达1000元。

　　新闻见报后，立即得到上海警方的高度重视，黄浦公安分局和外滩派出所当天下午就拨了电话到报社来，决定当晚就进行捣毁行动。因为行动需要外国人参与，来自美国的我们也就自然成为行动的重要元素。

　　我们两个实习生跟着两位文学记者和一位摄影记者共5人，当晚9点赶到外滩派出所。局长和其他领导先是召开会议，仔细研究行动计划，最后决定先蹲点伏击，若没有进展才突击检查。

　　于是，我的美国朋友被安排在外滩来回徘徊，希望会有中国女孩前来搭讪，然后进入茶室后如常消费，最后拿到账单付费，作为诈骗证据。

　　朋友将全程录音，警方则在茶室附近进行周密部署，若有突发状况，警方为了方便沟通，安排朋友先打电话给在茶室对面埋伏的我，由我转告警方，随时准备捣毁茶室。

　　我们10点开始行动，此时的外滩仍然水泄不通。我们十几双眼睛注视着人潮中的美国朋友。这段蹲点期间，确实有几组中国人前来搭讪，但都不是茶托。过了一个多小时，仍毫无进展，卧底计划宣告失败，公安只好采取另一策略———直接到茶室突击检查。

　　于是，通常在警匪片中才能看到的片断呈现在眼前。一组公安迅速上楼，冲进20多平方米的茶室。里头正有6人，经警方查问分别是老板娘和服务员。之后，警方当然是搜查了茶室，寻获了大笔现金和消费清单。清单显示，一小杯（不是一壶）普通的乌龙茶售价竟然高达80元，而且虽然茶室当天只做了两笔生意，但每笔都在四五千元左右。老板娘当然不认罪，于是统统被带回派出所接受进一步审问。

　　行动结束后，已是凌晨2点。警方再三向我们道谢后，我打了出租车回家，在上海黄梅天难得寂静的街道来回穿梭，思考着上海警方反应的超快速度，以及上海媒体和警方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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